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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周立波” 不了的故园情

2018-08-07 益阳日报 胡光凡

摘要:编者的话:今年8月9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周立波(1908—1979)诞生110周年纪念日。我们特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周立波评传》(修订版)作者胡光凡撰写了这篇文章,以飨读者。胡老已87岁高龄,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文联曾向他颁发“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60周年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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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会龙山公园的周立波铜像(朱惟精雕塑,1989年)

1908年8月9日(农历戊申年7月3日),正是荷风送爽、芙蓉吐秀的季节,周立波出生在益阳县邓石桥清溪村一户农民家庭。今年,适逢他的110周年诞辰纪念。他离开我们已经39年了!

“永远的周立波”,不了的故园情。我久久地徘徊在家乡的母亲河——美丽的资水之畔,遥望那矗立在云蒸霞蔚的会龙山公园的周立波铜像,不禁深深地缅怀这位湖南人民的优秀儿子、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

“近水楼台先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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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同家乡农民在一起(1958年春耕时在益阳桃花仑)。

我和周立波是同乡。“近水楼台先得月”,建国后我在省报当编辑,主要从事文艺评论,总是能够较早地读到他那些优秀的作品,从描写东北土地改革的史诗性杰作《暴风骤雨》,到充满乡情乡音,散发着茶子花香的反映家乡农村生活的小说《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它们像一股股沁人心脾的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田。

1962年末,湖南省第三次文代会在长沙召开。我作为代表兼党报驻会记者,有机会接触身为省文联主席的立波。会议期间,益阳市花鼓戏剧团献演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花鼓戏《山乡巨变》,立波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他当面请老朋友赵树理不客气地发表“高见”,他那谦和而又幽默的口吻和身影,会场上那无拘无束、谈笑风生的氛围,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文革”中,立波罹难,被“造反派”挂着黑牌子,押解到益阳市游斗。在批斗大会上,一些热爱他的家乡文学青年和乡亲却甘冒大不韪,纷纷递上本本,请他为自己签名,立波从容地写下英文“Li berty”一个单字。批斗者措手不及,责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微笑着回答:“我的名字,自由的意思!”这一充满立波式幽默和斗争智慧的会场“花絮”不翼而飞,在家乡人民和省内文学界很快传为“美谈”。

粉碎“四人帮”后,我同他的长子健明同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学研究,可谓晨昏相见。他夫妇俩给我谈了不少关于立波生平和创作中的逸事,使我对这位家乡的大作家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从那时起,我就决心对这位作家进行系统的研究,写一部立波评传。健明兄告诉我,当他去北京探望病中的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躺在病榻上的立波同志清癯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颜色。

这个课题后来引起陈荒煤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的重视,被列为重点项目。在省社科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另一位研究人员沿着立波生前从事革命和文学活动的足迹,从他的家乡开始,由南到北,直至他参加土改,创作《暴风骤雨》的黑龙江省尚志县元宝镇,进行系统的实地调查。我们从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搜集了大量史料,并走访了近百位党政军领导同志、文艺界知名人士、立波的亲友及其作品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原型,开了好些座谈会。在掌握了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我伏案数载,几易其稿,撰写了一部《周立波评传》,于1986年10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顾委常委王首道欣然同意以他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篇重要文章《毕生扎根人民中——怀念周立波同志》,经过修改后作为这本书的代序。学术界老前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在酷暑中挥毫,为《周立波评传》题写了书名。这些都使我深深为之感动。令人遗憾的是,这时立波同志已离我们而去整整七年。

“亲不亲,故乡人”

1986年开春,我同院长王驰专程去北京,在周扬的长子艾若(时任鲁迅文学院副教务长)陪同下,登周、王二老府第当面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恭请二老出席指导将于秋末在长沙、益阳举行的全国首届周立波学术讨论会。

“亲不亲,故乡人!”二老夫妇听说是湖南老乡来访,满腔热情地接待我们,同我们促膝而谈,让我们这些晚辈如沐春风,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周老用一口家乡话对我们说:“‘文革’中,大家都在受难。周扬关在秦城监狱,我在复旦大学被关进‘牛棚’,周立波在湖南被隔离审查。但我们都是‘湖南蛮子’,经得起大风大浪!造反派把我从家里叫走,我立即挟起一卷铺盖,请他们带路。他们批判我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我就不急不慢,跟他们讲道理,批来批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休兵,哈哈!”周老笑谈“文革”劫难,显得那么恬淡、坦然而又幽默,好似识破了红尘,尽显一位大哲人的襟怀和风采。

在王首道同志家,他还引我们登楼,到书房去欣赏挂在墙壁上的一副对联:

南度岭南学农运

北临陕北雪人寃

两路行书字,秀丽而又刚健!王老深情地说: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立波题赠我的。它讲的是我革命经历中的两件大事,即1926年春从湖南去广州参加毛主席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和1935年冬我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受党中央和毛主席派遣,经过认真调查,平反昭雪了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王老回忆说:“抗日战争后期,立波和我曾在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共事,王震是司令员,我是政委,立波是司令部秘书。我们同生死,共患难,一起战斗了将近一年。正是这次战斗行程,使他留下《南下记》和《万里征程》(日记体)两部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王老还告诉我们:1948年夏天,立波在哈尔滨写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当时他正在东北局工作,组织上给他在松花江畔的太阳岛上安排了一间办公用房。他看到立波需要有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写小说,就把这间房子让给立波。立波夫妇在岛上住了40天,每天早晨太阳还没出来,立波就起来写作,中午去松花江畅游一会,回来又趴在桌子上写个不停。因为过于劳累,中途病了10天。王老追忆这位无限忠诚于党的文学事业的亡友,脸上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敬意和哀伤!1986年11月首届周立波学术讨论会在长沙、益阳召开,他专门寄来一篇《怀念周立波同志》的文章,并勉励大家“从学术和历史的角度”深入开展对立波的研究。

周立波的处女作和第一个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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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著作一瞥。

周立波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过去很少为人所知。

立波同志逝世后,一天我们去访问他的长媳徐裕豪。她向我们提到了立波同志生前和她的一次谈话。那是1978年7月底的一天,当时他已经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一医院治病。他安详地躺在病塌上,无限深情地回忆着一些往事。他告诉徐裕豪:“有人说,我最早发表的小说是延安时期写的那个短篇《牛》,这也不错。其实,我开始写作是在上海劳动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我21岁,曾经写过一篇小东西,叫《买菜》,投到上海《申报》馆,很快被登出来了,这就是我公开发表的最早的作品。”立波同志还叮嘱:“你们如果找到了它,就拿来给我,我想再看看。”徐裕豪同志谈到这里,无限惋惜地说:“可惜我们以后没有能够找到达篇作品,他老人家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根据她提供的这个线索,我们跑了好几个图书馆,终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1929年《申报》合订本里,发现了这篇佚文。它是一篇叙事性的小散文,刊登在11月29日《申报·本埠增刊》的“学校生活”栏内,署名“小妮”。显然,这是年轻而幽默的立波同志根据当时他自己的名字绍仪取的一个字音相近的笔名。这也就是他公开使用过的第一个笔名。这笔名颇有些俏皮,不知情的读者还可能误以为作者是一位姑娘呢!

这篇散文的发表,可以说是周立波漫长的文学生涯的起步。1928年春,他随周扬同志一道去上海,和几位益阳同乡住在北四川路德恩里的亭子间里,自己生炉子做饭。当时,他天天看《申报》招聘栏,想找个职业,1929年9月考取了免费的上海劳动大学,学校设在江湾。周立波在劳动大学念的是经济学系,但他感兴趣的仍然是文学。当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都要轮流担任采购,清晨随大司务一起上街,替食堂买菜。立波就根据学校生活的这个片断,写了散文《买菜》,真切、生动地描绘了自已在菜市场的见闻观感。象许多初学写作者一样,他对自己的处女作的发表并不抱太大希望。但出乎意料,这篇稿子很快被《申报》采用,报馆还通知他去领稿费,他托同乡刘宜生代他去报馆领取,而且声明:全部稿费给代领人买东西吃。刘宜生高兴地去了,领到四块钱,除了买点心吃个饱以外,还剩下两块多钱,带回交给周立波。立波又通通拿出来,和同乡们痛快地改善了一下伙食。

当代文苑一“绝”:立波式幽默

周立波说过:“幽默是文学的要素之一,因为它也就是人生的要素之一。”但“劳动人民的幽默多少带点土气息、泥滋味,和书本上的幽默有些不同。”周立波小说的幽默,就表现出了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常有的那种质朴、单纯、直率和机智,充满着泥土气息,很富于“人情味”。他塑造的最成功的典型形象,像《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李月辉等,以及一系列短篇佳作中的一些成功的人物形象,无不是具有这种醇厚的“土气息”、“泥滋味”的幽默人物。用立波自己的话说,这些小说和人物都是“从泥巴里拱出来的”。

我们来欣赏一下《山那面人家》。

这个短篇,选取了山那面一户农家办喜事这样别开生面的题材,又把故事安排在一个茶子花飘香、月色迷离的初冬之夜,通过“我”亲身参加一对青年男女的婚礼的所见、所闻、所感,尽情地渲染了“歌声载道、喜气盈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歌颂了新的道德风尚的成长,同时也批评了旧的思想、风习及其代表人物。可以说,作家是带着笑眼来看新的农村、新的生活的,因而整个作品的调子是昂扬、明快的,又是风趣、幽默的。

这种风趣、幽默,集中地凝炼在贯穿全篇的“笑”字上,不仅新郎、新娘在笑,送亲的、闹新房的人都在笑,就连那个挺着大肚子的细瓷罗汉也在哈哈大笑。满屋子的人都笑,唯独一个人不笑,他就是主持婚礼的乡长,但这个不笑的人恰恰是一个最会说笑话的人,成为新房中又一个“快活的源泉”。

这种风趣、幽默,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兽医这样一个人物的刻划上。这是个脑子里残存着不少旧意识的人物,他生活在恋爱自由的新社会,却要为包办婚烟唱赞歌——因为他正是包办婚姻的“既得利益者”:“他的漂亮堂客是包办来的,他很满意。他的脸是酒糟脸,红通通的,还有个疤子,要不靠包办,很难讨到这样的堂客。”他又那么饶舌,酷爱八股调,旧脑筋加上“新八股”,这个性格特征必然要引起同周围人们的矛盾冲突,惹起人们的嘲笑。作品抓住这点,作了充分的渲染。本来,他那“包办也好,免得自己去操心”的陈腐观点,已经是令人侧目而视了,后来,当大家鼓掌欢迎新娘子讲话时,他又抢到桌子跟前,作起“形势报告”来。“他咬字道白,先从解放前后国内的形势谈起,慢慢吞吞地,带着不少的术语,把辞锋转到了国际形势”。他讲个没完没了,乡长听得不耐烦,“抱歉”地先走了,社长也实在坐不住了,就跟旁边的一个社干部说:

“人家结个婚,扯什么国际国内形势啰?”

“你不晓得呀,这叫八股;才讲两股,下面还长呢。”办社干部说。

“将来,应该发明一种机器,安在讲台上,爱讲空话的人一踏上去,就遍身发痒只顾用手去搔痒,口里就讲不下去了。”社长说。

这个细节,生动而幽默,特别是社长这个想入非非的“科学发明”,具有一股冲人的辣味,令人哭笑不得,有的同志觉得它未免太“挖苦”人了,其实,这种“挖苦”,正是一种冷峻而又善意的讥讽。在现实生活里,象这位兽医一样不分时间、地点,不论场合、对象,总是那么爱讲空话,爱唱老的、新的八股调子的人难道还少吗?对他们难道不应该给予一点点“刺激”吗?

立波式的幽默和讽刺,尽管有时火辣辣的,甚至带有戏谑的成分,但它总是与人为善的,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期望和向往。

我为什么修订再版《周立波评传》

光阴如白驹过隙,拙著《周立波评传》问世后,转眼已30余年。30多年来,文苑撒满阳光,形势越来越好,但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早在21世纪伊始,著名诗人贺敬之(立波在鲁艺时的学员,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就曾经尖锐地指出:“近些年来,在‘告别革命’‘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浪潮的影响下,歪曲、贬损以至根本否定革命文艺传统的言论甚为风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范围中甚至成为强势话语。”尽管它只是支流,但也严重地冲击着对老一辈革命作家和新的人民文艺(即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实绩的研究和正确评价。为此,贺老大声疾呼,要坚持用马克主义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开展对周立波等许多前辈革命作家和革命文艺发展史的深入研究。(致在益阳市召开的“周立波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学术研讨会”的贺信,2006年7月)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号召广大文艺家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从高原向高峰挺进。柳青、周立波、赵树理这些文学前辈的榜样凸显出异样的光彩,他们的文学道路、文学精神至今给我们以重要启迪。立波的文学道路、文学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忠实践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方向,毕生扎根人民中,为人民写作。他深入生活从来不是“走马看花、蜻蜓点水”,而是真正做到了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不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冒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在北满村屯参加土地改革的日日夜夜,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他举家从北京迁回湖南农村,在家乡扎根上十年,他都是这样做的,真正和乡亲们打成了一片。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创作出堪称经典之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和其他许多短篇杰作,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两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社会变革,塑造了好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地概括了我国亿万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所走过的主要战斗历程。这在我国现代和当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它是立波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贡献。

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新的文化语境下,我回应读者和学术界、文学界一些好心的朋友出于厚爱的期盼,不顾年老力薄才浅,对《周立波评传》进行了全面修订,希望再版,以之作为一个小小的花环敬献给立波110周年冥诞。这个想法得到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同志和省社科院领导的热情关注、鼓励和支持,湖南文艺出版社曾赛丰社长也是立波同乡,欣然接受出版。修订版由原有11章39节扩充到12章43节,增加了一些重要内容,力求与时俱进,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艺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分析评论作家作品,对周立波的生命历程、文化性格、文艺思想、文学道路、创作成就及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尽可能作出比较深入、全面、客观、公正的介绍和评价,展现一个来自人民、具有鲜明独特的精神个性的大作家活生生的真实的性格形象、人格魅力和生命光辉。

我总认为,写作家评传要遵循鲁迅的教导:“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 “题未定”草(七)》)论“文”如此,论“人”更应如此,这就是知人论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这样方能不带偏见,避免武断,既不为贤者尊者讳,又不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苛责于前贤,真正做到当代意识和历史主义精神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这始终是我的一个努力目标,虽未能至,但心向往之。
(2018年7月24日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谭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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