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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益阳】敷文华以纬国典 守贱薄而无闷容

】【打印】   浏览量:次  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17-10-12 8:13:44

    大益阳客户端通讯员 杨光辉 彭润琪 张立芳
   
    张舜徽(1911-1992),沅江赤山老屋村(今属沅江市新湾镇)人,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早年在长沙文艺、雅礼、兑泽、大麓等中学任教,后相继在国立师范学院、民国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学院等大学任教。先后出版书籍二十余部,总字数逾千万,主编有影响书刊数种。
   
    父亲的教导
   
    张舜徽先生的先祖,在明朝初期从江西迁入湖南,居住在沅江的赤山岛,“世以农桑为业”。先生的父亲张淮玉,自幼聪明过人,有过目成诵之能,但他对八股文向来深恶痛绝,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一生精研朴学,尤长于天文历算。曾历任常德官立中学堂、辰州官立中学堂、西路师范学堂、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算学教习。
    张舜徽先生从小发蒙学习,“未尝出就外傅”,全凭父亲张淮玉亲自教导。
    先生自七岁发蒙,其父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课本,先生识字稍多后,父亲即给先生讲授朱熹的《小学》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叫先生全部加以背诵。后来,又教导先生读《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和《左传》。父亲还教导先生读《三百篇》时,抄录诗文的重要词句,训诂为一本小册子;读《尚书》《左传》时,将《史记》校勘对读、比较异同。
    先生的父亲除了教导先生文字、训诂之学,教导先生读经、读文之外,还教导先生天文、物事。先生后来回忆道:“乡居夏令多蚊,不能夜读,昼为讲解丹元子《步天歌》,责令熟读成诵,并督余制绘三垣二十八宿图,知其部位所在;夜则携余至院外乘凉,口诵歌辞,仰观星象,父为一一指授。旬日之间,而满天星斗,尽在胸中矣。”先生在《庭闱受学记》还写道:“爰治南房以为书室,家训綦严,责令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启辟窗户,涤荡杯盘,整顿几案,诸事都毕,然后入室读书。行之既久,习与性成。自少至老,酷好整洁,虽在颠沛,不改其度。凡劳顿之事,力所能及者,皆躬操之,从不假手于人。良由自少习勤,遂安之若素耳。”
    总之,张舜徽先生一生读书不辍,终成一代宗师,得益于少年读书即已“取径通方,与流俗异趣”,这必须归功于先生的父亲教导有方。先生说道:“余自少读书,即已端其蹊径,不为俗学所误,父之教也。”
   
    姑父的影响
   
    除了父亲张淮玉,在张舜徽先生的学术生涯中,还有一位重要的家族姻亲长辈,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那就是四姑父余嘉锡。
    余嘉锡,湖南常德人,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诚挚的仰慕深切的怀念——纪念余嘉锡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一文中写道:“谈到我和先生的关系,不单是亲戚而已,还有几代的世交往来。先生的父亲和我的祖父,生同郡(同为湖南常德府人),少同学(同肄业岳麓书院),及长,先后成进士,同官京师,友谊深厚,为昆弟交,后来才申之以婚姻。先生和我的父亲,少同学,后又同在常德教书,感情也是很亲密的。”
    张舜徽先生幼时,就常在家中见到余嘉锡。十四五岁时,父亲也经常举余嘉锡治学之勤来教育先生道:“汝姑夫尽心力以从事于《四库提要》一书,反复读之数过,有所疑,辄笔之书眉,而从容考订之,异日必当以此名世也。”(张舜徽《湘贤亲炙录》)
    张舜徽先生十七岁时,父亲不幸因病逝世,余嘉锡遂致信张舜徽先生,招唤其到北京读书求学。张舜徽先生回忆道:“到北京后,即住先生家。先生饮食而教诲之,看同子侄一样。那时,先生和让之表兄每日都要出外授课,我白天便到北海图书馆看书,薄暮方归。共进晚餐后,与先生及表兄讨论学术,并请质疑义,每至深夜,不知疲倦……我因先生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在京的名流学者,每逢星期天,便分赴各先生家拜访。论学质疑,左右采获,受益是很多的。”
   
    潜心治学
   
    张舜徽先生一生勤于著述,几乎都是国学尽唱。
    先生潜心治学,“虽度岁佳节,仍诵习不辍。”(《庭闱受学记》)至今,老屋村村民口口相传先生一则“吃墨汁”的故事:先生兄长成婚之日,家里一片欢欣,鞭炮声不绝于耳。唯独先生静坐楼上读书,期间,家人送了几块糍粑、一碟白糖上去给他充饥。他一边吃糍粑一边看书,竟然把糍粑粘到墨汁里,等到家人上去看他,只见他满嘴墨汁,居然还不知晓,而旁边的白糖一点都没动。此举一直被远近村民津津乐道,并作为后辈学习的楷模。
    当年,先生在京三年后,回到了阔别的家乡。从1932年至1940年的8年时间,他除了在各中学任教,同时继续自己的研究。后来,先生携妻儿躲过日寇侵袭,惊魂略定之时,则开始提笔写作。文革时期,先生遭受批判时,白天忍受批斗,晚上回到居住的破旧浴室里,还坚持读书治学。在文革十余年时间内,先生完成了数部著作,其中就包括300余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晚年,先生独撰《中华人民通史》,并以“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悬左右以自励。这些不仅可见先生嗜学如命的治学态度,同时,也从某种意义上,足见先生胸怀恬淡,升沉宠辱,早已委之自然了。
   
    藏书丰富
   
    读书治学者,各类文献典籍自然为其不可离弃之利器。张舜徽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本无得失之心,但独对古籍文物不能忘怀。
    张舜徽先生祖上即已聚书有数。先生《八十自叙》言:“家世学业,祖若父皆喜聚书。两世所藏,四部常见之籍略备。”
    到抗战时期,先生一家“流离转徙,生资荡然”,先生描述自己除了“骨肉数口”外,惟余“旧书一囊耳”。
    日本人打到先生的家乡——沅江,几乎将先生家的藏书焚烧殆尽,日本人“雨天没有柴烧饭,便拿他们家的书烧”(王余光《追忆张舜徽先生》)。先生自己回忆道:“抗战期间,日寇既陷长沙,分兵进滨湖各县。……泊杨阁老镇登陆,入踞老屋村旧庐。设行灶遍于堂庑,取典册以供炊爨,于是先人旧藏,十焚八九。迨抗战胜利,余将移砚入陇,先还乡里,料理家私,目睹劫灰,惟有永叹。因拾取残余,送至县中图书馆保存,然所剩已不多矣。”抗战胜利后,先生将存留的大部分藏书,悉数捐于家乡的图书馆。
    张舜徽先生逝世前一日,即1992年11月26日下午,将自己的手稿、批注的古籍、已出版的全套著作,合计78种,捐赠给湖南图书馆,该馆工作人员至先生家中,办完赠书手续后与先生告辞,先生送至门口,频频拜托保存好书稿,并一再说有空要“回来看看”。不料次日清晨,先生竟在家中逝世。
    先生离世已25年,先生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以及先生恬淡的人生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适性自乐,与时俯仰,淡泊荣利,处事谨慎,处身与权贵无涉的家风,终为世人所敬仰。
   

作者:杨光辉 彭润琪 张立芳  编辑:谭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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