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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洞庭 生生不息的血脉

2007-01-21 胡丁灿 曹荣

  ■ 胡丁灿 曹荣

  走进益阳,不可不走进南洞庭湖(沅江、赫山、南县、大通湖)。
  南洞庭,潇湘伊甸园。民歌《八百里洞庭我的家》这样唱道:“天上云波水里霞,八百里洞庭我的家。日从家里出,月在家中挂,桨开千条路,风撒万朵花;飞鸟也吃金丝鲤,芦苇垂钓红须虾,船举金杯露斟酒,柳摇绿扇浪煮茶,椒红天润色,棉白地披纱,稻熟天下足,沃土生精华……”
  洞庭用她的乳汁哺育了我们,同时又用她的风浪考验和锻造了我们,使我们有了无愧于世界著名湿地、中国第二大淡水湖称号的顶天立地且独领风骚的洞庭人文精神。

        激荡奔放,天下水美南洞庭
  洞庭腹地绝大多数新石器时期遗址表明,距今4000多年前,即我国有史记载的文明伊始,洞庭湖就早已存在且水面日渐扩大。“气蒸云梦泽”,可以肯定的是,史称云梦泽与今日洞庭湖原本就是统一体,洞庭湖是云梦泽的大部分。炎黄尧舜在洞庭湖畔留下过足迹;“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娥皇女英在洞庭湖里洒下过热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洞庭湖岸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离骚》《九歌》等壮丽诗篇,他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300多年来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洞庭湖人,激励着不断探索的中华民族。
  随后,洞庭湖经历了由小到大、再由大变小的沧海桑田演变过程。先秦两汉时期,据传是秦始皇用赶山鞭赶来赤山,造成了后来西洞庭与南洞庭分隔。洞庭湖又称“九江”,为一汇合湘、资、沅、澧四水及荆江分洪洪水然后流入长江的巨大湖泊,《水经注》称“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汇大江”。古时洞庭即称“九江”,乃见之于《山海经》《禹贡》等古籍和《战国策》《史记》等文献。两汉时期,湖区分属武陵、长沙两郡,鼎城、南县等其时属武陵郡,益阳、沅江等其时属长沙郡。魏晋至唐宋时期,一开始就发生了一次“江湖关系”的根本转变,荆江南岸的地势已变为北高南低,荆江汛期不再分洪入湖,“湖高江低,江不入湖”格局开始形成。杜预平定东吴后,杜预运河的出现更加促成了水道的变迁。东晋南朝时,洞庭湖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初具规模的围湖垦殖高潮。围垦活动由湖泊边缘一步步向湖泊中心推进,同时沿湖置县的历史也告一段落。至南朝萧梁时,洞庭湖区除今日南县外的所有县级政区均已设置。相应地,湖水面积则由先秦两汉时的浩渺大湖开始逐渐被分割和缩小。元明时期,荆江南岸大堤经常溃口,致使汛期荆江分洪入湖流量增大,而围垦又处于低潮,自然的废垸还湖现象普遍发生,故湖泊面积不断扩大而湖盆则日渐淤浅,桑田变沧海,“渐沦为湖地,荡决日甚。”沅江县原有十一“都”,至明代中叶,仅剩五个“里”,每“里”只有110户(嘉庆《沅江县志·乡坊》)。
  纵观历史,从云梦泽诞生(无考)到云梦泽调洪,演变到云梦泽消亡、荆江南北分流,再到尽堵北岸诸口形成荆江大堤,最后到四口分流,4000多岁的洞庭老人就这样跌跌撞撞向我们走过来了。
  走过来了的,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这个历程,犹如湘资沅澧滔滔不息之奔流,汇注于洞庭湖,完成着它神圣的使命,完成着洞庭文化那深厚的积淀。
  汤汤洞庭,水色茫茫。水是生命之源,亦是文化之源。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老子看来,“水”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成为“道”的代名词;庄子也说:“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庄子同样把江海比做“道”。生活在古云梦大泽的老子、庄子从“水”中得到启示,所以创立了“道”。
  洞庭之水成为博大精深的老庄哲学和中国道教的一个神秘渊源,成为无数传诵千古的诗词辞赋内涵的一个寄托之物,水,已无可辩驳地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人生诸相皆为水”。水,在中国人生命中,或成智慧灵光闪射,或成浊酒失意漂泊,或曾经沧海难为水,或唯见长江天际流,或易水送别风萧萧,或汨罗江魂垂青史,“千年之水”已成为一种彪炳千古的人格化身。
  生命之水已化作永世不息的血脉,流淌奔腾在历代中国文人的喷涌文思里;生命之水以其独具的人文内核,培育了中华儿女刚强(水滴石穿)又柔韧的性格。
  有人认为,洞庭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水文化。
  洞庭湖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处滥觞之地,中华文化中灿烂的楚文化亦发祥于洞庭。
  两千多年前,楚文化的杰出代表屈原,有一种解不开的“水”情结。生于楚地水乡,又长期流放于洞庭之野的屈原终于又回归水中,在水中找到了他的永恒归宿,从而成就了悲壮的人生。对屈原来说,如果遭谗畏讥、坎坷流放,是生命凄怆的损害,那么则是柔韧的水,抚慰并超脱了其身体和灵魂,铸就了一种如水般无法割断的文化精神。
  屈原投江而化作水魂,为中国文人树立了一块理想人格的丰碑。自此,汉代的贾谊、唐代的李商隐、柳宗元等旅居湖南的文化大家,滞留于三湘江湖之间,坚贞地守护着自己心中那神圣的奔流,于悒悒寡欢中成就为屈原精神的传承者。
  千百年来,洞庭湖及湖湘大地的山水与无数文人骚客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盛唐时期浪迹天涯的李白,面对茫茫水泽,发出“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的追寻;忧患诗人杜甫,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少有豪放,表达了对洞庭的由衷礼赞;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吟咏着“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借水传情,缅怀先哲;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为家乡唱出了优美的《三湘棹歌》……他们的心中都奔涌着湖湘多情多彩的水波,寄托自己如洞庭般浩茫的心事,同时也为洞庭文化注入了丰盈不息的长流。
  于是,广阔的洞庭湖,正如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所说,“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人的胸襟大了,洞庭湖也更大了。这种扩大,是因为它有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果说,具有宇宙意识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大宇宙,那么,洞庭湖则是一个小宇宙。就是这个小小宇宙,如蓄纳三湘四水和吞吐万里长江之博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汤汤大泽。
  洞庭湖以其生命之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洞庭儿女,有如一位慈祥的母亲。然而,她又常常是严厉甚至暴戾的,她把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也肆无忌惮地抛到了人们面前。
  生活于洞庭湖的先民,为了驾驭这个脾气乖戾的湖泊,过上稳定的农耕安居生活,从远古开始,他们就开展了大规模的艰苦卓绝的治水平土活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累世不屈不挠的奋斗,不仅为自己的生存构筑起“高高的堤垸”,更为洞庭文明的发展开辟了宽阔的道路。
  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来也不是从隐喻角度的意义上说的。洞庭湖以及湖中的一瓢瓢或清澈或黄浊的水,哺育着这个地域居民的躯体,同时也造就了他们的灵魂。洞庭之水,支撑着人们的基本生存结构,更浸润着人们的内心。
  正是这浩淼波涛,锻炼并铸就了洞庭儿女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开阔博大的胸襟;他们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不仅创造了洞庭湖古代的灿烂文明和丰富文化,而且将在创建现代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征途上,树立起高大的丰碑。
  自古以来,人们都把日月经天和江湖行地看做永恒不变的象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千万年来,洞庭湖波涛激荡,水波跃动着的,永远是洞庭儿女弹奏的高昂旋律。
  今天,当我们傲立于洞庭潮头,自然想起了伟人的词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宽阔与包容,南洞庭永远的胸怀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这样写道:“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
  李白游洞庭写道:“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
  杜甫游洞庭写道:“……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孟浩然游洞庭写道:“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这些,都是对洞庭湖博大胸怀的描写,今人谁读洞庭都能从中读出心灵的震撼来,尽管“前人之述备矣”。
  卞鸿翔等人编著《洞庭湖的变迁》一书,在分析了洞庭盆地的形成和演变之后,概略勾绘了先秦两汉时期的洞庭湖形势图,当时的湖泊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以上,容积约400亿立方米。后来,到1949年湖水面积缩减为4350平方公里,容积290亿立方米;再到1983年,湖水面积已缩减为2691平方公里,容积更进一步缩小。昔日洞庭一湖已被大片堤垸林立的平原丘陵分割成目平(西洞庭)、南洞庭、东洞庭三个由洪道相连的湖泊。
  尽管如此,洞庭湖也并非只是“荡地浮天八百里”。
  事实上,宽阔的洞庭所接纳的何止“四水”、“九江”啊。她,不仅接纳了源自广西长达844公里的湘江、同样源自广西长达713公里的资江、源自贵州长达1033公里的沅水、源自本省桑植长达388公里的澧水,而且,她还接纳了长达253公里的汨罗江、108公里的新墙河,还有松滋河、藕池河、虎渡河(太平口)、华容河(调弦口)等等。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4000多年来,洞庭湖一直凭借她宏伟无比的气魄,始终向大自然、向大千世界敞开着、坦露着她那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元末明初,朱元璋的部队与陈友谅旧部及元朝残余势力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造成了湖南包括洞庭人丁锐减,几乎十室九空,结果是土著居民散亡了,田园荒芜了。这时,“江西填湖南”,江西等地流亡居民大量涌入,湖南便接纳了他们,洞庭更毫不含糊地接纳了他们。这些700多岁的移民,相对4000多岁的洞庭老人,当然只是年轻一代。移民们知恩图报,垦荒种地,辛勤劳作,不久就达到了“湖广之稻以足食者也”的水平。
  明末清初,湖南又因长达20余年的战乱再次丧失大量人口,土地又一次荒芜了。清廷特别是康乾盛世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的招抚移民政策,移民们仍不负厚望,终致康熙年间实现了“湖广熟,天下足。”
  南县,是洞庭大湖里唯一的纯移民县,移民来自巴蜀、河南等10多个省,来自汉族、回族等10多个民族,至1895年(清光绪21年)设县建制。约在1874年前后,洞庭北部淤积成洲若干,尔后淤积连片形成“南洲”,移民便从外地纷纷迁徙移居过来。相对4000岁的洞庭老人,这个如今仅111岁的洞庭移民县,更显年轻有为和朝气蓬勃。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多次成为南(县)华(容)安(乡)等地的革命斗争中心,一度成为湘鄂西苏区一组成部分。毛泽东早年曾到此考察农民运动,彭德怀、贺龙曾在此传播革命火种。新中国成立后,位居“鱼米之乡”中心的南县一直是农业大县、劳模大县。也许并非近亲繁殖,抑或告别了封闭狭隘的缘故吧,益阳人总是笑称开放开发、聪明智慧的南县人为“益阳犹太人”。
  胸怀宽阔的洞庭,她所接纳的移民总是后继有人。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在前苏联援助下修建柘溪电站,库区移民便来到沅江四季红安家兴业。这样,四季红镇便成为典型的移民安置镇。如果说700多岁的元末明初移民还年轻的话,那么未满花甲的四季红移民就更显年幼了。
  洞庭无私地接纳了移民,移民无畏地融入了洞庭。

      堤垸,南洞庭池子的长城
  走进洞庭,谁都要领略洞庭的堤垸风光;谈洞庭文化,谁也难回避洞庭的堤垸文化。
  没有泥沙淤积,就没有洞庭湖洲;没有洞庭湖洲,哪里来洞庭堤垸。筑堤围垸是泥沙淤积的结果,实在并非泥沙淤积的原因。堤垸是洞庭的独特风景、纯粹的人文景观。
  从荆江大堤形成到藕池洪道冲开之前,几百年间,下荆江河段多少年比较顺直,上下荆江泄洪量基本适应。藕池决口之后,继而1870年松滋决口,大部分长江来水倾泻洞庭,下荆江因流量剧减而自然淤塞萎缩,向九曲回肠的畸形发展。泥沙的淤积使云梦泽由大变小及至走向消亡,代之以星罗棋布的小湖群。北岸诸口尽堵,迫使荆江水位抬高倒灌洞庭,长江洪水经四口倾泻入湖,加上自然地理条件和水文要素特征,决定了洞庭本身极有利于泥沙淤积。何况,洞庭的宽阔胸怀对泥沙俱下从来都是十分宽容。于是,泥沙淤积了,湖床抬高了,湖州形成了,顺势而为的洞庭人在环湖低矮丘陵上筑堤造垸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
  事实上,自宋元时代起,洞庭就有筑堤的文字记载。南宋钟相、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利用洞庭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在洞庭沿湖建起了70多个水寨,创造了“陆耕水战”的作战方法,促进了洞庭的围垦。
  自然,洞庭气候温和,阳光充足,洲土肥沃,良田近水,极具围垦之利。低矮丘陵近水而不淹水,低洼之地虽然汛期被淹,但冬天枯水季节则退为洲港汊沟,既可补种瓜果菜蔬,又可获鱼虾蟹蚌之利,何乐而不为之呢。难怪李震一在《洞庭湖环行记》里说:“不到滨湖,不知滨湖土地之肥沃;不到滨湖,不知滨湖特产之丰富。”宣统元年,湖南巡抚岑春营则称:“垸内田禾倍加丰稳,垸外荒滩有种皆收,俗称一年收,可敌三年水。”
  诚然,围湖垦殖、筑堤造垸也是官方顺从民意的产物。其实,人们筑堤围垸的本意主要是为了抵御洪魔侵犯以保平安。《巴陵县志》载:“当春夏泛涨,湘水北流,荆江南溢,弥漫澎湃,滨湖卑洼之地大半淹没,此堤防所宜急讲也。”《安乡堤垸记》更为直率:“水之滤,连岁无间,民无堤则无命也。”乾隆三十六年,巡抚罗永德说:“昔日近湖碍水不准增筑堤围,今日水远滩高,已成沃地,弃置实为可惜,恳准加修。”巡抚张煦还说:“已淤洲地势,不能以人力强为疏浚复还为湖,流寓民人亦断难驱逐资遣致今失所。”民国政府更作为重要税收来源准予围湖垦殖,并筑堤造垸,且撤消清代藩照,另印垦照、湖照、草山执照。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的围垦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洪涝灾害的发生,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围垦则主要是结合洞庭湖治理工程减轻了洪涝灾害的发生。
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洞庭湖治理工程,是洞庭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也是大规模高标准展开的。50年代,洞庭湖治理主要是堵支并垸、整治洪道、加固堤防、兴建涵闸等,以此改变历史形成的水系渠系紊乱、堤防陈旧残破的局面;60年代,在加强垸内建设的同时,开展电排大战,着手渠系改造和渠系建筑物配套;70年代,在继续电排大战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田园化建设,建设环湖撇洪工程,实现渠系配套;80年代起,治理工程的重点重新以防洪保安为中心,在1986年至1995年的洞庭湖治理第一期工程中,加固了11个重点堤垸,为24个蓄洪堤垸清稳整险,将楼、台、路、桥、林结合起来,其安全设施可临时安置50多万人,还整治了澧水洪道和南洞庭洪道;从1996年开始的洞庭湖治理第二期工程,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是大堤加高加固、蓄洪安全配套、洪道渠系疏浚、城镇抗洪防汛、防汛通讯报警、治涝排涝工程、水利结合灭螺等等。

      洞庭啊,堤是保命堤,垸是丰收垸!
  烂泥湖,原名来仪湖,在1952整修南洞庭时曾一并进行整修。1959年又在烂泥湖大圈内围垦修建了凤凰湖农场。1974年初冬,当年益阳县即今日赫山区烂泥湖治理工程一炮打响,20万民工自带钱粮衣被,不避严寒酷暑,锄头挖,肩担挑,风餐露宿,苦战三年,累计投工4348万,移挖土石方4188万立方米,直至1976年9月竣工。这一史诗般的工程,自罗家嘴经泉交河至乔口入湘江,新开干河37公里,新辟十二支渠计42公里,围湖造田23800亩,且相继建成新河大闸、新河电排等骨干设施,计将734平方公里山水撇入湘江,27万亩良田从此旱涝无虞,烂泥湖水患从此根治,15个垸(场)数十万农民从此受益,有凤来仪美景从此变为现实。“烂泥湖”已名不符实了,应当恢复她本来意义上的“来仪湖”名誉。
  所谓洞庭的堤垸文化,实质上就是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民族精神。
  1975年,同样作为具有历史性壮举意义的是南茅运河开挖。在当年寒冷的冬天里,南县8万民工不畏严寒,68天里移挖土石方1251立方米,浇制混凝土2.4万立方米,建成了县城至茅草街公路路基,后于1984年9月正式通车。1993年,育乐垸9个乡镇10万劳动大军再次披挂上阵,又开挖了南茅运河的延伸工程2620米,配套工程11处,共完成土石方74.5万立方米,终使南茅运河全线贯通,即北起浪拔湖乡钟家嘴,南至茅草街船闸,流经9个乡镇,全长43.9公里。育乐垸干旱时,通过茅草街船闸引澧水滋润万顷农田;育乐垸渍涝时通过倒虹吸管和南洲船闸外排,再闭闸时则通过育新电排西泄。此外,运河还有3000多亩水面养鱼,年产鲜鱼2000担;堤坡路边尚有绿树成荫的标准林带,木材蓄积量2万立方米。人们驱车在锦缎铺就的运河林阴大道上,真正“心旷神怡,宠辱皆亡……其喜洋洋者矣。”
  就这样,全靠人力所为,全凭意志和毅力,洞庭人就叫蛟龙听命,令洪魔让路,给洞庭腹地又添一道人文美景。
  至于大通湖,则是在1949年冬至1950年春堵口复堤工程及1952年至1954年整治洞庭湖工程中,由沿湖108个小垸合并而成。1951年成立大通湖农垦筹备处,同年4月成立大通湖区人民政府,直属省政府管辖。1962年,省政府将大通湖农场划分为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千山红四个农场和大通湖渔场。2000年10月,省委、省政府4号文件,批准大通湖撤场建区,成立大通湖管理区。现辖四个镇2个办事处,总面积38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4万亩、水面15万亩。
  1949年底,洞庭共有堤垸993个,防洪大堤6406公里。现在,洞庭堤垸已兼并整合为227个,其中50万亩堤垸9个;防洪大堤相应缩短为3471公里,总计保护耕地面积915万亩。
  这就是洞庭独特而又亮丽的人文景观:堤防如织,堤垸如鳞,阡陌纵横,星罗棋布,风光无限,无限风光。

      湿地,永远富庶的粮仓
  洞庭是富有的,洞庭是国家一流水系的特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鱼米之乡”。
  洞庭的湖盆中心以彼此相连的水体为主,湖滨地带为开阔坦荡的平原,外围则是海拔较低的岗地丘陵,再边缘还有雪峰、武陵诸山的余脉延伸,故而湖州、平原、丘岗、矮山兼而有之。如此地形地貌,再加上土地肥沃,又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自然就盛产粮食、鱼类、湘莲、芦苇、苎麻、棉花、油菜等等,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产品基地,其中现有6类15区42个观光农业示范点。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水文生态环境,构成了以丰富富饶的生物资源为基础的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优势。
  粮食的种植和加工是洞庭历史最悠久、收获最丰厚的支柱产业。“民以食为天”,可这“食”无论米饭还是鲜鱼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源远流长的稻耕文化永远都是我们不该遗忘的文化传统和习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洞庭农事是从耕耘开始的。传统的洞庭先民以稻耕者至宝——耕牛为主要工具,再加上犁耙等配套工具,把稻田泥土翻转过来,切割碎、耙匀整,方才播种。播种,顾名思义,包括播撒谷种、培植秧苗和拔出秧苗插入稻田两道工序。然后,还要施肥、除草、灭虫,还要适时给水、排水,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一点也不能少。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真是不容易啊。
  农历之谓“农历”,全在于农事讲究节气。一般说来,过了“雨水”,人们就开始筹划全年的农事安排,“雨水南风春里冷,积肥备耕晒谷种。”昔时大多种一季稻,“清明浸种,谷雨下泥”,“二月清明不在前,三月清明不在后”。上世纪60年代初始,洞庭大多种双季稻,便提前了一个节气,春分催芽,清明下泥,从而进入田园化大田耕作阶段。于是,早稻就有“春插日,夏插时,过了小满时差时”的俗语;晚稻则务必在立秋前插完,俗语曰“赶秋”。(尹质斌《益阳民俗大全》)
  这就是以洞庭为代表的长江稻作区域的稻耕文化。洞庭稻作民族是稻耕文化的创造者和杰出代表。
  所谓“鱼米之乡”,当然还有“无鱼不成席”。南洞庭渔业历史悠久,早在公元502年,仅沅江琼湖一地就集居上百户渔民,专事捕鱼捞虾。据《洞庭湖之渔业记述》描述:“泥古河渔场,每年秋冬水退之后,临时搭盖茅屋数百余所,俨如街市,渔客涌集,商贸繁多,弦歌酒肆”。渔民入湖捕鱼不仅戒说“沉”、“翻”,而且还有“七不出,八不归,九日出湖空手回”的说法,有“月亮生毛,原地装籇”的谚语。一般说来,在3至5月的春汛期,鱼多入湖溯江产卵,洞庭的浅水草地便具有天然优越的产卵条件。鲤鱼等成群结队,捕捞量约占全年的30%。6至8月的“高水”期,亦称“反樵”期,此时湖水上涨,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们提供了丰富食料,此时所捕大多是虾子和小杂鱼。9至11月为“落樵”期,湖水下降,鱼们随水退出潜水草地,回游在退流湖水里,渔民或围追堵截,或“竭泽而渔”,此时的捕捞量约占全年的40%。12月至次年二月为“冬捕”期,此时湖面缩小,气温降低,鱼们进入深水地带,越冬栖息。现在,人民政府号召秋冬禁渔,一般要到农历年底才开湖,以保“年年有鱼(余)”。渔家开湖不仅要择日,而且还要鸣锣、放鞭炮,用鸡、鱼、猪肉祭奠洞庭龙王,以求捕鱼红火。开湖仪式上,主持人还要砍下鸡头,将鸡血撒向鱼网,以示“刹腥”。
  洞庭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加上洞庭儿女的吃苦耐劳和辛勤耕耘,作为结实的“土壤”,成就了稻耕文化的形成、产生和发展。
  洞庭儿女既是洞庭湿地的拓荒人、开垦者,也是洞庭湿地的忠诚卫士、守护神。1971年2月2日,一个旨在保护和合理利用全球湿地的公约《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在伊朗拉姆萨尔签署。1992年我国加入湿地公约,今年年初,我国被选为《湿地公约》常务委员会理事国,随后我国政府着手编制《国家湿地保护条例》。1997年起,每年的2月2日为“世界湿地日”。洞庭湿地是我国第一批列入《湿地公约》“国际重要湿地目录”的湿地保护区,这无疑给洞庭稻耕文化以新的考验和内涵,同时也给洞庭稻耕文化以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洞庭,湖泊滩涂是湿地,芦苇荡、沼泽地是湿地,河流、水库是湿地,池塘、稻田也是湿地。作为极其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洞庭湿地具有保持水源、净化水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控制污染、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等等重要作用。它是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不可或缺的天然蓄水库,也是天然物种库,即众多野生动植物、特别是珍稀水禽的栖息、生存、繁殖之地。
  洞庭之所以富有,就因为她有湿地这座宝库。
  漉湖芦苇场,看似寂静,其实生机盎然。由于能够保持正常的湿地生态环境,苇场中现有的温生性、沿生性、水生性杂草32种、98属、145种;鸟类164种;鱼类120多种。在漉湖,芦苇作为湿地重要物种,大量吸收水中的氮、磷及有害物质,用以漂清湖水,提高水质,并给飞禽走兽以绿色天堂。工作人员说:“60年代里面发现了两只老虎,这也是洞庭湖最后发现的老虎。”(湖南经视《洞庭湿地:芦苇营造的生态圈》)
  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典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湿地文化,桑基鱼塘把桑林和鱼塘系统结合,通过水陆物质交换,建立一个人工与自然立体复合、高效多功能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南洞庭重要的生态工程和可持续利用模式。现在,她又发展为桑基、蔗基、林基、麻基、芦基等多种基塘系统。
  现代生态环境学家把大片的森林比作大地的肺腑,把成片的湿地比作地球的肾脏。洞庭儿女越来越清醒又深刻地认识到,肾脏对人有多么重要,湿地对人就有多么重要。现在洞庭的自然林、防浪林、生态林、农田防护林、速生丰产林、工业用材林,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正在与日俱增,已经形成全国平原最发达、最具湿地特色的人造林网;围垸垦殖已经停止,退田还湖也正在有序进行中。可以告慰人们,大地的“肺”和地球的“肾”都很健康,一切运转正常。
  现在,洞庭湿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副美丽图景:河流清波荡漾,湖泊烟波浩淼,稻田金浪翻滚,沼泽地里野生动物生生不息。
  洞庭儿女已经和正在耕耘,不!已经和正在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就是这样一座宝库。当然,扎实践行《湿地公约》,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白沙大桥和茅草街大桥已经正式通车,这是洞庭儿女再创辉煌架起的一座金桥。
  我们相信,南洞庭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责任编辑:石军

(来源:益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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